羊城晚報記者 陳映平 通訊員 彭系統家具福祥
  新聞背景
  2011年6月2日,廣東省衛生東森房屋廳向中山一院等10家醫院下發了組建第二批援助加納醫療隊的通知,要求共同組建一支由11人組成的醫療隊,在當年年底赴非洲加納開展為期兩年的援助計劃。中山一院將派出一名具有副高職稱以上的麻醉科醫生參加此次援助任務,這名醫生就是楊璐。
  楊璐是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麻醉科主治醫師,“醉竹北買房在非洲”是他的微博名。
  2011年年底至2013年年底,他在位於加納—間西非最大的預防癌症食品醫院,整整工作了兩年。從省內手術業務量最高的醫院來到技術、設備落後的非洲,在瘧疾和艾滋病高發的環境中工作與生活,對他而言,無異一場特殊的考驗。
  馬年新春年初八,還在家裡休整的楊璐談起了回國的感受,“近鄉情更怯”,感覺自己在一個熟悉又陌生的環境,仿佛跟這個社會脫節了,自己說的別人不一定感興趣,別人說的自己也不太瞭解。經過一個多月的調適,原來熟悉的感覺正在慢慢地找回,2月17日,他化療飲食將回到離開兩年的中山一院麻醉科。他說:“在加納的兩年,有一段全心全意只做醫生的經歷,非常難得,非常難忘,我收穫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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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大:百人中有三人患艾滋病
  2011年12月21日凌晨,楊璐隨醫療隊抵達加納。“你無法想象,那兒的生活工作節奏有多慢,停水、停電,經常斷網,但最難過的是剛到時,一些內心的寂寞難以排遣又無法訴說……”但最令他震驚的並非生活上的不便,而是工作中當地高發的艾滋病對醫生職業風險的考驗。
  有一次手術中,楊璐遇到一例左腋下巨大腫物切除的女病人,術前當地麻醉醫生說無特殊。術後他好奇那個弔在腋窩下、長得像木瓜一樣的是什麼腫瘤。當他向外科醫生詢問時,“Kaposis Sarcoma,(卡波氏肉瘤),這是個艾滋病病人”,外科醫生平靜地回答。瞬間他有點抓狂和後怕。環顧四周,其他的醫生們都平靜如常,甚至手術間術後也沒有做特殊清潔消毒就繼續下一臺手術了。楊璐慶幸當時所有操作都順利規範,術中沒有發生被刺傷或割傷的意外。
  “難道你們就不怕被感染?”他問當地的醫生。怕當然是怕的,而且也有醫生做手術被刺傷而染上艾滋病。所以在當地,醫生戴兩副手套上手術台是常規,如果遇上出血或體液較多的病人,如剖宮產病人,必須戴上護目鏡、穿上皮圍裙、水鞋全副武裝。萬一術中被扎傷或割傷,醫生也會要求病人做檢測。如果術前就知道病人是HIV陽性,他們還會將平時只戴到腕部的手套換成長及肘部的無菌手套。
  楊璐後來瞭解到,除產科外,與國內常規操作不同,當地醫生術前並不會給病人做HIV檢測,即使做了檢測,結果也會用一些特定的代碼來表示,例如,在產科,“278”代表陽性,“280”代表陰性。而非洲當地的艾滋病感染者高發,加納在有產前檢查的孕婦中,艾滋病的感染率為3.3%!也就是一百人中超過三人患艾滋病。楊璐說:“印象中這兩年碰到七八例HIV陽性的病人(遠遠超過他在國內十餘年間所遇到艾滋病人數的總和)——而術前沒有做檢查的,就不知有多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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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醫生: “露一手”傳授先進技術
  “我們工作要求精益求精,他們不少醫生是得過且過。”楊璐說,工作觀念的不同表現出來,就是當地醫生主動學習的積極性欠缺,另一方面,高年資的醫生也不願主動帶教其他人。因此,醫生操作中的不規範較常見,有一次,為病人註射的醫生將消毒全做好了,但後來沒扎針成功,於是將已拆封的一次性針具往病床上隨便一扔,過一會又拿起來繼續給病人扎針。楊璐提醒他註意註射器容易被污染,但當地醫生不以為然,回了一句:“那是你的方法!”
  如何令對方接受自己的指導和建議呢?楊璐在尋找機會。有一次,在為一個重達150公斤的大胖子做“鎖骨下靜脈穿刺置管”術時,兩個當地的顧問醫生(最高級別)折騰了半個多小時仍搞不掂,楊璐主動請纓,“讓我來試一試吧,”既替對方解圍,又有機會“露一手”,儘管這樣大噸位的胖子在國內很少見,再加上皮膚全黑操作起來難度更大,但憑著出色的技術,不到十分鐘,置管順利完成!令在場的醫生嘖嘖稱贊。
  此後,楊璐開始大受歡迎,當地醫生來找他做深靜脈置管的病例也越來越多,再教醫生們如何操作,應該如何改進一些不規範甚至錯誤的作法時,醫生們都虛心接受,慢慢地,他開始教年輕醫生開展可視喉鏡氣管插管技術和深靜脈穿刺置管技術並開展一些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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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之橋:被當地病人稱為親兄弟
  楊璐對病人發自內心的愛,也為他贏得病人的感激和尊重之情。有一次手術完成後,他負責麻醉的一個70多歲的老人被送到手術室門口後,黑人醫生就將他扔給護士。當時他想:“我是代表中國醫生來的,醫療安全一定要保證。”於是一直等了近兩個小時,直到病人平安蘇醒送出留觀室時才離開,老人十分感動,拉著楊璐的手一直喊:“you aremybrother!”!楊璐急忙回答:“No,I am not you brother!”老人聽了面露不悅,旁邊的護士告訴他說老人是想表達感激,認為他就像兄弟一樣親……
  近些年,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到加納工作生活,隨之而來的就是在當地如何預防和治療疾病的問題。醫療隊的到來,令身在異鄉的中國人看病問診便利起來。加上中國醫生水平高、有耐心,漸漸地,越來越多中國人知道在加納有一支中國醫療隊,上門來求醫問藥的也越來越多,甚至加納當地人通過中國朋友的介紹也前來就診。
  楊璐告訴記者,在當地,醫生非常受尊重,病人會絕對服從。醫生只要對付疾病就夠了,不必考慮其他,即使病人沒有救回,他們也不會怪罪醫生,更不會有醫鬧事件。“醫生可以做純粹醫療的事,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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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家人: 鞭長莫及心有愧疚
  跟其他隊員一樣,援助落後地區總有很多生活的不便需要剋服,但初到異國的寂寞和思鄉之情最不易排解,“人很容易發脾氣,要剋制!”而家裡一旦有事,自己只能干著急。
  今年春節前,他帶著中風後癱瘓的老丈人回了趟長沙,了了老人家回鄉一看的心愿:“以前每年過年,我都是跟太太女兒回雲南探親,看望我的外婆,但老人家去年年底過世了……”楊璐說,如果說援非兩年有遺憾的話,只有兩點:一是家中兩位老人生病、離世,自己身為醫生卻不能在身邊儘力;二是錯過了女兒兩年的成長經歷。
  援外兩年,楊璐家中發生不少變故,老岳父中風癱瘓,外婆生病去世。女兒成為一名小學生,“回來發現女兒一下子長大了,以前說什麼她都聽,現在有自己的主見了,錯過了陪伴她兩年的成長經歷。”
  如今,從加納回到廣州已經休整一個多月了。“回國至今,我一直在還債,還這兩年無法陪伴、照顧親人的債。”回憶起這一切,他說,自己能順利堅持,離不開醫院和科室其他同事的幫助照顧,對此,他永遠心存感激!
  陳映平、彭福祥  (原標題:純粹醫療最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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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了家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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